boyu博鱼1839年8月19日，法国画家路易斯·达盖尔在法国科学院与艺术院联合会议上公布“银版摄影/成像法”（Daguerreotype）（中国大百科全书，2022），这在日后被视为摄影术诞生的标志。银版法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水银蒸汽对曝光的银盐涂面进行显影作用——用碘蒸气蒸熏镀银的铜片，使其光敏化并在铜片表面形成感光体碘化银，实现显影；再用硫代硫酸钠溶去未显影的碘化银、清洗、晾干，使镀银铜板只保留成功捕捉到的画面，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照片”，最终实现了影像的物质固定和保存。人们认为银版法是摄影术的开端，正是因为它成功地将“片刻须臾”通过物理介质变为稳定、持续存在的影像资料。

　　银版法的原理与当时可使用的工具与材料最终使得彼时的“照片”载体与油画、版画、浮雕等颇为类似——影像最终呈现在涂有薄银的铜板上，暂不讨论画面内容较传统艺术形式的高度“保真”性（这是摄影艺术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重要话题），仅从银版法下的“相片”来看，它仍然保留了传统视觉艺术载体的实物或立体质感，这区别于20世纪的人们更为熟悉的纸质相片和21世纪人们更为熟悉的经电子屏幕为人所观的数字影像——后两者的平面属性更加彻底。

　　银版摄影作为早期摄影技术的代表，不仅在摄影的物质层面不同于当下乃至于20世纪的摄影，摄影的操作过程和复合结果也需要我们在了解中进一步“想象”。应用1939年发布的银版照相法拍摄和冲洗的照片，尽管有更稳定的物质载体，但每张照片的曝光时间仍然需要15-30分钟，也就是说，一张照片呈现了15-30分钟的内容。曝光问题导致彼时的摄影往往用来拍摄静物和风景，因为这两类拍摄对象一般不因为15-30分钟的时间流逝而有明显变动并导致相片内容杂糅。

　　据称在1841年，摄影的曝光时间缩短到了20秒，但没有明确的资料得知实现这一曝光时间所需要的拍摄成本和其普及的程度。可以确认的是，银版法的感光显影思路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在这期间，仅仅在银版成像法公布两年后，它的改进版“湿版法”——加入火棉胶（硝酸纤维素）作为感光银盐的载体，在乳剂湿态下曝光、显影和定影——便推出和普及，并得以用蛋白相纸无限量印制照片。

　　以上的技术限制导致早期摄影并不向肖像摄影和生活摄影充分敞开。以肖像摄影为例，适用当时的人们在被拍摄时，往往需要坐在椅子上或斜靠在柱子、家具旁拍照，必要时要在脑后辅以支架来使被摄者确保静止，正如更早些时候人们拥有一张自己的肖像画时需要做的。在拍摄时，被摄者通常要严肃、面无表情地等待拍照完毕，这一方面是由于彼时肖像往往有某种更加正式、严肃的功用，要求被摄者采用中性、中立的视角，表现冷静疏离、不带有主观情绪(不论积极的或消极)的人物面孔或景观（杨莉莉，2013）；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面无表情恰恰是最容易保持15分钟以上的表情。此外，由于摄影器材笨重繁多而价格高昂，且彼时摄影技术应对复杂环境条件的能力有限，早期的摄影往往在特定场合（如照相馆）发生，并且需要由专业的摄影人员操作，如此一来，早期摄影实践展现出高度的专业性，这种专业性与日常化的生活摄影相悖，因此，尽管在19世纪50年代西方出现了“名片卡”热潮——贴有小张纸质照片的名片，与今天的证件照类似，其产生基础是“湿版法”的普及和法国人欧仁迪斯德里（Adolphe Eugene disderi）于1854年发明的多镜头多底片拍摄——后大众对摄影的现实利用更加深入，该热潮也在这一时期更加复杂多样的国际往来中进一步将摄影推向世界，但总体而言，此时摄影并没有真正而深刻地走入公众日常生活。

　　1854年对摄影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在欧仁迪斯德里向欧洲公众展示通过他的新摄影机能够一次性生成8张以上的相同肖像底片时（某种意义上成为相片复制和广泛传播的先兆），同年7月12日，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在太平洋的彼岸美国出生，在24年后，他专心投入到摄影行业中，并于1888年创建/注册了享誉盛名同时对摄影贡献斐然的柯达（Kodak）公司。

　　伊斯曼对摄影技术的推动正是由于他体验到了湿版摄影从工具器材到操作的诸多不便，而他接触到摄影的契机则正是记录生活的需要——1878年他希望通过摄影记录自己的旅行。笨重的器材和繁琐的操作显然给多数有意向记录自己旅程的游客带来了不便，但仅仅在学习摄影的过程中，伊斯曼就对摄影和改良摄影成像技术产生了极大的热情。

　　摄影反客为主，原本服务于旅途的摄影最终让他取消了旅行，专心琢磨摄影。他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在自家厨房进行摄影实验，不久后便发明了涂有一层干明胶的胶片，也就是干版明胶摄影法——可以提前用含有溴化银的明胶乳剂制作并储存稳定的底片同时无需在拍照后立即冲洗（而湿版法则需要在曝光前做底片的准备工作并在拍摄后趁湿立刻冲洗）。次年，伊士曼又发明了一台乳涂敷机，开始批量生产干片。此后，他深耕摄影市场，不断改良摄影材料，先后发明了卷式感光胶卷和小型口袋式相机，最终将便携式相机推向市场并在这个过程中将摄影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摄影家协会，2011）。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柯达生产的两款代表性相机中便能看出胶片相机何以能将摄影推向日常生活。1888年，柯达公司推出了柯达一号相机，这是世界上第一台手持式小型盒状相机，它有固定的光圈、焦距和快门速度，并装有6m长的剥离式纸基胶卷（可以拍摄100张照片），售价为25美元左右。

　　推出之时，柯达一号给大众这样的承诺：“你只须按一下按钮，剩下的就交给我们来做”——这样的自信一方面来源于其便携的相机体量和简单的摄影操作，另一方拍摄者事后可以将相机寄回公司进行冲洗，无需自己创造空间、时间条件和学习冲洗技术便可获得纸质相片。业余摄影和生活摄影一时兴起。但25美元的定价是个有负担的数字，相机或摄影的“民主化”仍然大有空间。1900年，柯达又推出了布朗尼相机（The Kodak Brownie）。它与柯达一号造型、参数类似，但只需1美元即可购买机身、15美分便能得到一卷胶卷，并且这款相机可取出胶卷交由已经更为普及的冲印店铺冲洗。此后，柯达相继推出了拍立得相机、超小型匣式相机等等，在商业和技术革新中，柯达实则向广大公众传达了“人人都可以摄影”的观点，并切实将摄影变成了一件市民日常即可操作的事情。

　　CCD原本指电荷耦合器件（Charge Coupled Device），今天人们所说的CCD相机则指利用CCD图像传感器进行拍摄的相机BOYU SPORTS。运用于相机的CCD图像传感器有其独立的发明过程，这与通信发展的诉求密切相关。1969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威拉德·博伊尔（Willard Boyle）和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产生了设计电荷耦合器件的原理设想，并制作出了能够沿着一片半导体的表面传递电荷的器件，并将其称为“电荷气泡原件”（Charge Bubble Devices，CBD）。在后续的实验中他们发现光电效应能够使此种元件表面产生电荷，进而组成数位影像，最后于1971年采用简单的线性设备捕捉到了图像，CCD传感器由此诞生(天极网数码频道,2012)。

　　简而言之，这种传感器在一个元件上放置许多排列整齐的电容来感光，并将捕捉到的影像转化为数字信号，从而形成一张照片，或更确切地说，最终获得了一份影像数据。数码相机则紧紧依靠这种传感技术而产生，从胶片相机走向数码相机，根本的变化在于成像的呈现形式与媒介载体。

　　以胶片摄影闻名的柯达也率先进行数码摄影的革新，事实上，数码摄影也契合了“人人都可以摄影”的观念。1973年，美国仙童半导体公司制成了第一枚商用CCD图像传感器，标志着CCD图像传感器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进入了实用阶段；1975年，柯达公司采用仙童公司生产的Fairchild201100型CCD传感器，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在没有数码概念的时代，人们对这款相机的定位仍然以胶片摄影为参照系——大家将其称为“无胶卷相机”。不过，柯达虽然开启了影像产品的数字时代，但仍执着于胶片摄影市场，并没有及时跟进数码摄影的发展，这也使它之后面临了极大的经营冲击。

　　20世纪末，随着集成电路行业的快速发展，CCD传感器的性能得到了飞速提升，相机生产商也发现了数码摄影的巨大市场潜力。1978年，索尼公司（Sony）制造出了有12万像素的CCD相机，并在1980年发布了全世界第一个商品化量产的12万像素CCD彩色照相机（XC-1）；在XC-1成功的经验上，1981年，索尼乘胜追击，发布了具有27.9万像素的彩色CCD照相机（Mavica Camera），其便携的机身设计和不错的成像质量，再次撬动了CCD相机在影像市场的巨大利润。在市场反馈和潜力的吸引下，德国潘太康（Pentacon）、日本松下（Panasonic）、富士（Fuji film）、美能达（Minolta）等公司纷纷投入到CCD相机的研发过程中，相继推出了各自的CCD相机，加速了CCD技术的进步。1986年，CCD传感器的像素突破100万，达到了140万；1991年，像素达到400万的CCD传感器开始量产。

　　进入21世纪后，CCD在最初几年依旧风光无限。得益于CCD性能的提升和相机价格的下降，平价而又高性能的数码相机真正走向大众，美能达DIMAGE7、索尼F707、佳能G2、卡西欧QV4000等数码相机多足鼎立。2000年的数据显示，CCD相机在数码相机市场中的占有率超过了90%。

　　CMOS原本指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具有制造成本低、低功耗、高像素的特点。在数码摄影发展早期，CCD传感器在高端数码相机和专业影像设备中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因为其高图像质量和低噪声特性；而CMOS传感器则因其低成本和低功耗的优势主要用于低端消费电子产品。但在进入21世纪后，由于CMOS工艺制程技术的飞速发展，CIS的性能逐渐达到并超越CCD，成为图像传感器消费市场的主流。2000年，佳能公司推出了第一款采用CIS芯片的数码单反相机D30，使CIS在消费级数码相机赛道上和CCD相机正面竞争；2002年，佳能又推出了第一款采用CIS的全画幅数码单反相机1Ds，这款相机具有1140万像素，并且与同类产品相比具有较大的价格优势，因此迅速取得了市场效益（Canon Camera Museum， 2004）。

　　移动电子设备的发展首先帮助CMOS传感器在与CCD传感器的较量中取得胜利。便携式通信设备功能日益复合，手机摄影需求崛起，这产生了新的数码摄影需求，首先便反映在摄影元件的角逐中。2005年后，CMOS传感器在消费级数码相机和手机摄像头市场中的占有率迅速增加，达到约30%。2007年，苹果推出的第一代iPhone变使用了CMOS传感器，这标志着CMOS在移动设备中的广泛应用。2010年，CMOS传感器在整体图像传感器市场中的占有率超过50%，在消费电子市场中的占有率甚至更高。2015年4月22日，生产CCD相机的主要厂商索尼正式发布CCD图像传感器停产通知，宣布将于2017年3月前逐步停止CCD传感器的生产。这场数码摄影内部的竞争最终以CCD传感器在高端专业领域（如天文学、显微镜成像和高端摄影设备）中占有重要地位、而CMOS传感器则广泛应用于移动电子设备和各种消费级数码相机中结尾。

　　在竞争之外，最根本的观察应当是数码相机市场的繁荣与竞争均以日常摄影的崛起和蓬勃为背景。不难发现，对普罗大众和广泛的摄影消费者来说，在胶片与数码的对垒中，综合成本（经济与操作）更低的数码摄影取得了主导地位；在CCD和CMOS两种图像传感器和其衍生的摄影产品竞争中，综合体验更优并且与日益成为生活基本工具的手机相连的CMOS占据上风。这之后的底色是公众更为日常的摄影实践，和自柯达胶片摄影以来便不断被深化的“人人都会用”诉求。

　　晚清时期，我国便已经因为中西的政治与经济往来了解西方摄影发展的成果，也与西方摄影实践的步伐一致——先从照相馆和名片卡开始逐步向公众普及摄影，但由于战争和社会形势的影响，这一时期我国摄影无法与西方摄影发展同步，也缺乏稳定的商业环境和摄影需求，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开始后才有所改变。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摄影仍然以照相馆为中心，延续了建国后摄影高专业性的特征。改革开放首先从放开了照相馆的经营权，已有的国有照相馆经过股权合作最终允许私人所有。20世纪80年代，内地出现了港资和台资的婚纱影楼，这些婚纱影楼助力了内地的摄影服务从经营理念到服务形式发生重大变化。经历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曾经是市场服务主力、也是与人民大众生活联系最密切的照相馆逐渐消失，从拍摄证件照、肖像和全家福到“文革”后期出现的以风景名胜为背景的留念照片，到后来变成了几乎清一色的台湾风格婚纱影楼，这是摄影各门类中最具颠覆性的变化。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人像摄影行业进一步发展，据1992年商业部饮食服务司统计，全国共有9万多个照相网点，20多万从业人员（中国艺术报，2009）。

　　再次，数码相机的引入为中国居民的日常摄影提供了条件。1996年至1999年期间，数码相机被引入我国市场，日、美、德等国数码相机厂商纷纷涌入——日本卡西欧数码相机率先进入中国市场，美国柯达和德国爱克发随即跟进。清华紫光通过代理柯达高端数码相机而进入数码相机领域。到了1999年，中国数码相机的销售量已经能够达到7万台（褚运超，2007）。进入21世纪，尤其是在我国回到WTO后，中国数码相机市场与国际日益同步，到了2004年，我国数码相机销售量已经达到263.2万台，销量增长率达到94.4%，销售额也实现同比增长86.8%。摄影市场一片繁荣BOYU SPORTS，居民的生活记录也因为数码相机的发展变得多彩。

　　18岁，小兰放弃了读书的机会，跟着姑姑到了上海挣钱，按时把钱寄回家里，供弟弟读书。“倒也不是重男轻女吧，因为是弟弟，感觉就是要宠着，妈妈也去世的早，大姐已经结婚嫁人了，那我当然就要承担起照顾的责任，我也很喜欢我这个弟弟咧，我那个时候每周都要和他通电话，一周都没打我就难受。”她笑着说，“不过，当时我可能也是太骄傲了，我学习特别好，也觉得学习很简单，老师都来劝我回去读书，但我当时觉得，我不读书也能很好，这个是我唯一后悔的事情，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读了书我现在肯定混的更好。”说完，她又开始笑，“但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喽，我挺满意现在的生活的！”

　　小兰最早有日期的相片可以追溯到1995年，那张照片是用一位朋友的相机拍的。1996年，她到上海工作，心心念念想要买一台相机，还有一台手机。问及原因，她答道：“我就是想要啊，好玩嘛！我就是觉得那个很新很有趣！”手头有足够的钱之后，她和几个朋友一起来到了南京路步行街：“就是那个，特别著名的南京路步行街，我现在都记得，我们就是在那里买的！我当时是买了一个相机，买了一个手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好玩了，就是想要。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有什么想要的就买了，有钱就买了，很潇洒的！我就是没什么怕的，那些本地人排外，我就跟他吵，吵完我就跑。”“我学语言学的很快，到哪里就学哪里的话；方向感也特别好，所以去哪里都很适应很舒服，也难怪我很爱玩吧！”

　　不过，有趣之处在于，小兰对我们说，她当时买的第一台相机是松下的，但是很快就被弄丢了，后面又买了一台索尼的，她对此非常确信。但是，当我们打开相片的电子版时，数据显示出的却是三星的卡片机，检索之后，我们发现这台卡片机与小兰的描述是完全一致的“灰灰的，直直的，小小的。”是后面又买了相机？还是只记得当时最火热的品牌？我们去和她确认时，她只说那可能是弄错了。那么，或许可以猜测，当时松下和索尼大约是最火的吧。

　　此后，这台相机一直伴随着她，在采访中，我们请她每一年找一张照片给我们，她选了半天，从1996年开始，一直到2003年，给我们摆出了七张照片：

　　1996年，她刚跟随姑姑到上海打工。在宾馆当前台，穿着宾馆统一发的服装，站在一张雪山背景板前拍照，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眼里满是青涩。看到这张时，小兰指向照片，慨叹自己当时多么的年轻。

　　1997年，照片里的她剪了利落的短发，第一次画上了浓妆，站在东方明珠旁，穿着也变得时尚，条纹上衣，水洗牛仔裤，腰带，看上去酷酷的。当时的她被太阳晒得睁不开眼，在外滩走了很久，觉得疲惫极了。心情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刚剪了短头发，剪完之后她就很后悔，觉得自己短发实在是很不好看，一点也不酷。但是已经剪短了，也就没有办法。

　　1998年，她来到了北京，站在前。睁不开眼睛，但是很酷的模样。这时的她？

　　1999年，她穿着职业西装，化着妆，在北京植物园里与鲜花合影。这时候头发已经慢慢长长了。她拍下了与鲜花的打卡照BOYU SPORTS，嘴巴上口红的颜色比花还要娇艳。这是她在北京的最后一年。下次再来北京，已是十年之后，她带着自己的女儿来北京的大学拍照打卡，希望女儿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000年，她又从北京回到上海，头发再次剪短，站在著名的南京路步行街前，尽管当时看上去不太开心。这时候妆淡淡的，似乎有些疲懒。

　　2002年，她给当时的相亲对象拍下了一张照片，他穿着军装，站在南京路步行街前，腼腆地笑着。

　　2003年，她怀着孕，和丈夫留下了合照。这时候的她比之前任何一张照片里都要朴素，嘴唇上没什么血色，肚子微微鼓起，但她看上去还是挺开心的。

　　这七年，几乎是她最自由的七年。小兰对我们说，这段时间里，她到处去玩，手头总是有些闲钱，没人管，和朋友也玩的开心。她本就是胆子大爱玩的性格，那几年里，她从未停下自己的步伐，天坛、故宫、东方之珠、南京路步行街，热门景点她都去了个遍。喝咖啡也是那个时候养成的习惯，“我就好这一口！还很喜欢吃麦当劳和肯德基！我当时可真的很潮的！”她大笑着说，“现在上海还是咖啡店很多，对不对？”

　　提到相机对她的意义，她不停地说：我很喜欢的，我就是很喜欢，没有相机哪有现在这些照片呢？回头来看，这份喜欢或许不仅是对于记录本身的热爱，更因为那是她最能纪念与代表那段日子的凭证，即使相片已经发黄，记忆却仍旧在脑海中闪光。她的描述与照片结合在一起，仿佛真的为我们重现了那段时光：一个小女孩从县城来到大城市，带着一身的傲气，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探索自己想要的生活，像风一样潇洒。

　　2003年，小兰和去年认识的对象结婚了。尽管因为男方的工作特殊，他们在结婚之前还只见过两次面。当年十月，她迎来了自己的女儿庆庆。忙于家庭，她也没有时间再像以前一样拍摄大量的照片，相机于她而言再也不是游玩必备。但是，家里始终有一台相机，是传说中“世界第一款PMP卡片机”，三星的Digimax I6。这台相机留下了不少照片：2004年，女儿刚学会走路，穿着背带裤和爸爸合照。2005年，他们一家处于分离的状态，她也忙于工作和安家，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照片，小兰告诉我们，其实当时应该还是拍了很多照片的，包括录音，因为从小教女儿的时候就很喜欢做各种各样的记录，但是那些东西似乎都被弄丢了。2006年，女儿三岁，他们一家入住新房，小兰父亲，也就是庆庆外公，来到了他们定居的地方。女儿成为了被拍的绝对中心，几乎所有的照片都围绕着庆庆：庆庆在路上跑、吃冰淇淋、和外公牵着手、和朋友牵着手、学习···照片里，她经常只出现在合照之中，尤其是和女儿的合照，那段时间里，留下来的照片大多没有她一个人的。

　　一直到2009年，女儿六岁，父亲开始教她用电脑和相机，交给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所有相片存档，于是，那两年的照片，终于开始有了数据存档，至今，我们依旧可以在电脑上看到拍摄的时间、相机的型号和参数设置，数码相机精确地定格了那一瞬间。2008年到2009年，他们拍了很多照片：回郴州老家，去韶山，拍一大家族的全家福......一看到全家福，女儿就笑，说：“当时我还可不开心了，因为负责拍照的不是我爸就是我妈，我特别想他们一起和我拍这张大的全家福，在想为什么非得是我爸妈去负责拍照呢？”无论如何，这台“灰色的、直直的、小小的”的相机，为小兰全家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2012年，女儿九岁了，这一年，家里打算带女儿出省去玩一趟。女儿说，想要有一台新的相机，因此，小兰和丈夫又带着女儿到了相机店，把女儿的压岁钱拿了出来，买下了当时最新款的富士的卡片机。那年冬天，恰逢南方大雪，女儿拿着相机，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小兰不再是照片的主角和拍摄者，女儿占据了绝对的中心。在那年暑假，庆庆带着这部相机，去了广州和香港，记录下了第一次去高铁站、第一次到广州、第一次到香港、第一次去海边......女儿没有什么拍摄技术，但面对镜头时大笑的表情却和小兰当年如出一辙，对相机的喜爱也是：相机与女儿形影不离，女儿拿着相机拍下一张又一张照片。

　　此后，这台相机一直伴随着女儿。但是，上初中之后，这台相机就几乎被闲置了，因为手机摄影的功能越来越发达，当年最火的卡片机逐渐被抛弃，加上学业繁重，那部小小的卡片机就这样尘封在了家中。女儿在摆弄了相机一段时间之后，似乎也觉得没有那么有趣，和她其他的玩具没有什么大区别。相机的技术也不断更近，庆庆在电脑上看到，现在人们都用“单反”拍照，拍出来的照片和家里的小卡片机质量完全不是一个程度。也因此，她使用卡片机的热情更加下降了：“就是，拍出来的照片似乎都不如别人好，我本人似乎也没有那么大的记录的意识，尤其是用照片记录，更多的想法都留在了自己的日记里。”

　　伴随着手机的发展，小兰也用上了智能手机，手机的拍照功能已经能够满足她的日常需求。尽管如此，她却总是很难习惯手机拍照，在她的认知里，手机是一个的工具，而她总是有些不好意思：“说起来也很奇怪，我真的很喜欢拍照的，但是一打开就不是很想拍，表情也不如别人给我拍的时候自然。可能还是习惯之前的相机了吧！”

　　前几年，CCD突然又风靡社交媒体。暂且抛开其中的资本运作成分，大多数博主提到它时表示：复古、氛围感、重返过去、中式梦核、童年回忆......但对于小兰一家人而言，这一“复古行为”似乎早已发生。

　　高中时，女儿突然又要求拿回相机。原因是学校不让带手机，但是她又希望记录校园生活。考虑到女儿平时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学习压力也大，有个东西放松一下总是好的，小兰便把相机送了过去。

　　问及女儿当时的想法，她答道：“其实是受到班上一个同学的启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对记录生活没有什么兴趣吧，或者说对学习之外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和精力去做，但是班上当时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同学突然和我说买了一台小相机来拍照，因为她想记录下我们校园里很美的画面。她就这样启发到了我，我突然想起来我也有一台相机，我想我的生活也是有很多需要且值得记录的。”就这样，卡片机作为一种灰色地带的“电子产品”，被带入了校园。

　　女儿高中在一个管理较严的封闭学校，离家也有一定距离，卡片机成为当时唯一的“玩具”。此后，相机再次与她形影不离。去吃饭的路上，回宿舍的路上，去体育课的路上，她都带着那台小小的卡片机，看到觉得美的场景，便拍下来。

　　但是，女儿发现，这台卡片机已经不像记忆中好用了。除了小巧方便外，卡片机的续航极低，拍上不到二十张照片就会要充电；同时，能够清晰记录的场景也十分有限，光线太强、太弱都会拍出废片；焦距也很短，很多照片都需要靠后期操作。伴随着学业压力的提升，卡片机慢慢被再次闲置了。

　　而当女儿进入大学之后，这些照片却似乎又变得格外珍贵。当时看起来清晰度不高的照片，她却能对着我们讲出其中的每一个细节：课上偷的老师、校园“表白墙”、朝阳与晚霞，还有和朋友们在各个地方拍摄的奇怪的合照。

　　小兰在家庭逐渐稳定后又恢复了记录的习惯，但此时她已经很久没有用过相机了：“都用手机嘛！拍完就传到抖音上，可好玩了！”小兰给我们看她的抖音，里面大部分是她的二宝：游泳、读书、练字、跑步......当然也有她自己的生活：清明下乡踏青、吃小龙虾，进山摘菜......

　　对校园摄影师诗诗而言，现在的卡片机则变成了某种风格的代称：“可能很多客妹就是会和我说，想要拍CCD风格的照片，那我当然也会去购买一个，说实话是挺好玩的，拍出来的照片可以原图直出，很有氛围感，但是因为ccd已经停产了嘛，所以都是二手的，而且有些年了，多少有点不好使，还是挺烦人的。”伴随着摄影设备的不断更新，CCD相机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当然是被淘汰的产物，当我们问到在摄影行业工作多年的摄影师时，他表示自己相信时间会淘汰掉不需要的技术，对于摄影来说，CCD可能确实并不适配了，但CCD还广泛的运用在天文摄影领域，那才是其优势所在。即使前两年CCD被炒的很火，也没有厂家宣布重新开始生产CCD，或许正反映着设备生产商对这一设备的最终判断。

　　技术发展让摄影器材一波又一波的更迭，然而人们追逐似乎并不只是技术本身。对小兰而言，当时对卡片机的喜爱象征着某种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潇洒自由，在年纪渐长之后，她很自然地转变了自己身份，相机对她而言就是某种过去的东西，原本的象征意义又来到了女儿身上；对现在特意找回卡片机使用的年轻人，他们似乎同样在追求某种过去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卡片机就是怀古之物吗？似乎并非如此。作为一种数码设备，人们似乎一直在摄影器材上追求更高的精度，但技术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起码，对于小兰和女儿而言，相机始终是一道桥梁，联结小兰的过去和女儿的现在，联结自己和无法触及的过去，联结自己与身边的世界。小兰女儿最后和我们说：“其实我并不期待回到那段时光，只是，现在除了看这些照片，我再也没有和他们（当时的朋友）拥有更密切联系的方式了。”

　　顾铮.(2016).虚构、审视与反思——有关中国当代摄影与数码技术之关系的思考. 艺术设计研究(03),54-58.

　　天极网数码频道(Ed.)（2012）.风雨四十年 简评CCD与CMOS的发展历史.

　　杨莉莉. (2013). 从“摄影中心化”到“社交网络中心化”——中西个人摄影史比较研究.中央美术学院2012年青年艺术批评奖获奖论文集. 71-73

　　褚运超(2007年11月28日). 十二年惊变 细看中国数码相机市场发展.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年《非虚构写作》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原标题：《写技术｜徐江玥 童玥 郑成民：CCD相机：凝结日常与记忆的摄影技术》